武术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其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与同属文化现象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宗教有着密切联系和交集。所以对武术文化性质的定位及其与宗教关系如何界定，有些人不是很清楚，认为:“武术具有神学性质，是宗教的附庸”。还有人认为中华武术是经达摩祖师从印度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发扬光大，所以天下武功出少林。所谓 少林武功是佛教，武当武术是道教之说，似乎更加印证了武术的宗教属性;一些拳种标榜自已是 “神传仙授”以及武林中供奉“武圣关公”，更增加了武术的神学色彩。下面，我们就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武术文化的定位及其与宗教的关系进行辨析厘清。 一、武术是以中国传统哲学和伦理道德为基础的独立文化体系 武术萌生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已具雏形，春秋战国时期基本形成体系。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正值社会大动荡大变革，同时也是学术活跃、思想繁荣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从而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成为中国文化的历史源头。也就在这个时期，赋予了中华武术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不仅使武术的思想理论体系得形成，而且也成为二千多年来武术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思想源泉。从而使中华武术实现了第一次大发展、大飞跃，使武术从单纯的搏击格杀之术;升华到文化的层面上，至此，中华武术具有了“思想灵魂”。春秋战国时期经济高速发展，战争频发，各诸侯国都把“富国强兵”做为基木国策。各家学派对军事武备都有自已的观点，并形成了一套军事思想理论体系。很多学派的创始人及门徒，不仅是思想家、政始家，也是军事家或武术高手。他们练功习武，精通军事谋略，能带兵打仗、攻城掠地、守城护国。所以，他们的哲学思想和军事理论对武术指导和影响，都来自军事实践，有的放矢、不泛空谈。诸子百家中对军事武术影响较大的有儒家、墨家、道家、兵家、阴阳家等学派，他们的思想对 “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军事谋略、战阵格杀、武术技能、武德规范等等都有很大的指导和影响。随着儒、墨、道、兵等主流学派思想的融合和影响，使中华武术形成了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指导思想和武德规范。概括起来就是:以“天下国家”为已任的忠君、报国思想；以“民为贵”为核心的爱民、护民的思想；以“公道正义、诚信义气”为核心的见义勇为、扶危济困、除暴安良的侠义精神。尽管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 “朝代更替、江山易主”，但是武术的指导思想，武德规范和武术的人文精神一直传承下来，成为贯穿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人文思想和人文精神之一。 经过春秋战国时期五百多年的锤炼打磨，中华传统文化占领了武术文化的“制高点”，使中华武术的人文思想和人文精神大放异彩，使本来属于“战斗能力、杀伐手段、暴力行为”的武术，纳入到中华民族正统文化思想的规范之中，使其为社会进步、民族的健康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张岱年和程宜山先生在其《中国文化与文化争论》一书中有这样的论述:“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封建时代文化中发展水平最高、贡献最大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封建时代中宗教色彩最淡、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最浓的大化。……在人类封建时代，差不多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处于宗教的全面统治之下，唯独中国是一个例外……与国家和民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非宗教的具有浓厚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的儒家文化占据着统治地位……中国传统的辩证法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但在批判宗教方面却是相当雄辩的。中国古代哲学将事物内部阴阳对峙视为事物自己运动的动力，因而很难产生和接受。第一推动力，之类的观念；中国古代哲学坚持宇宙是一个整休和过程，因而很难产生和接受永恒不灭的精神实体和与此岸世界截然不同的彼岸世界之类观念；中国古代哲学坚持“体用一原、显微无间” 亦即本质与现象的统一，因而象佛教那样以世界虚幻不实的观念受到最坚决的排斥，如此等等……它把伦理道德学说和思想置于哲学的控制之下却有着决定意义。而这又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一个是不必依赖宗教的力量去推行道德……另一个是不必依赖宗教的力量去论证……这就是必免了政教合一……近代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宗教负担最小的民族，这就是古代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的硕果。”冯天输、吴积明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奥秘》一书中也有相关论述:“伦理道德观念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而中国的伦理道德观念所概括的主要是世俗社会人际关系的规范，并没有与宗教意识混淆……各种道德意识又左右着中国文化，这就使中国文化的宗教色彩比较淡薄……”以上专家学者的论述，正是对武术文化的属性及与宗教关系的很好说明。 佛教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到中国，两晋南北朝时才得以传播发展。道教是形成于东汉顺帝年间(公元125-144年在位)也是在两晋南北朝时得以发展。然而到此时，中国传统哲学、传统伦理道德和人文思想、人文精神，以为中华武术奠定了不可撼动的文化基础。随着汉代的“独尊儒术”，以及后代对老庄思想的尊崇和佛家思想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儒、释、道三家为主流的传统文化思想。作为承载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佛、道二教同属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三者在发展过程中互为因果、相互渗透和影响。在武术的发展过程中，佛、道二教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武术也丰富了佛教和道教的文化内涵。 至此，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武术是中华传统文化巨系统中的军武文化，它与中医、中国书画、中国营造、中国烹饪、中国园林一样，是祖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分支，它不从属于任何宗教，是独立的文化体系和形态。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的历丈长河中，武术得以滋生繁衍、发展壮大、常青不衰，并有着极大的社会存在价值。它不仅是个武技的问题，而且也是凝聚中华民族智慧结晶，经过千锤百炼而成的优秀文化，它同文、史、哲、理、医诸学科互相渗透，与宗教相互交集。即使在当代，也不能把武术简单地理解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它更是一种文化、一种思想、一种哲学、一种伟大的人文精神。 二、武术与佛教的关系 僧人练功习武是中国佛教界的一个特点，特别是还开创了影响世界的武功门派——少林武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人把武术与佛教联系在一起，认为 “武术是佛教的附属”，是宗教的产物。 在认真研究了佛教的宗教信仰、宗教理论、宗教组织和活动、佛教文化等方面，没有发现武术与佛教的必然联系的有力证据，也就是说武术不是佛教木质属性的一部分，就象很多僧人董得中医，能治病救人一样，不能说中医就具有宗教属性。不论僧人和俗家百姓，练功习武都要符合生理结构特点，都是肢体的运动。正常人与宗教信徒都是人，生理结构是相同的，所以武术技能也是相同，佛教武功常人也能练，民间武术僧人也能练。 在少林寺之前，僧人练武术早已有之，只是在隋、唐之际，少林寺僧人协助过李世民受到朝廷的褒奖以后，寺院武术才蔚然成风。关于佛教寺院练功习武究其原因，并不是佛教信仰、教义的要求。而真正的原因是:其一是为了保护寺院田产不受兵、匪及饥民的抢掠，也就是同民间的“看家护院”相同；其次是，佛除了佛学功课和必要的劳动之外，活动很少，生活单调枯燥，通过练功习武既能强身健体，又能消遣娱乐。所以，僧人练武的原因和目的同民间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佛教寺院武术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嵩山少林寺了，其历史之久远、影响之广泛都是无与伦比的。它既是中华武术的一个特殊现象，也是中国佛教的一个特殊现象；既是中国的一个特殊文化现象，也是世界的一个特殊文化现象。嵩山少林寺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是魏文帝为印度高僧佛陀扇多译经传教所建。从文献资料中找不到关于佛陀练功习武的记载，但他的两位高徒僧稠和惠光都是民问武术高手出身，可见少林寺僧人在建寺之初就开始练功习武，并且也说明了少林寺武术也是从民间或军旅传入的。 少林寺做为中国佛教禅宗祖庭，其创始人菩提达摩于梁代普通元年(公元520年)自印度末华弘扬佛法，在少林寺面壁九年，于梁大通二年(公元528年)圆寂;葬于熊耳山。后人据此而传说“少林武功为达摩所传”，“达摩所传授的《易筋经》、《洗髓经》为少林武术之祖”。这些说法纯属以讹传讹、子虚乌有，因为武术史学界从古代典藉中从未见到有关达摩练功习武的记载。据武术史学家唐豪考证，此种传说出自明代。 少林寺之所以闻名海内外，除其是佛教禅宗祖庭之外，应得益于少林武术。武术在少林寺僧人的推动下，实现了“禅武合一”。禅宗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即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禅宗最大的特点是全凭修行者的悟性，去 “明心见性”，领悟宇宙永恒和自身具有的佛性。禅宗利用日常生活中的一句话、一个动作，甚至一声喝斥，一顿棍棒拳脚，来启发悟性，即所谓“棒喝”。禅宗修习全凭体验，这与武术锻炼有共同之处。武术的招式可以讲说、可以示范传授，也可以靠悟性。禅宗是一种修为，武术也是一种修为，二者有不少相通之处。因此，后世的禅宗与武术关系密切，出现了“禅武一体、以武悟禅”的禅武同修的方法。这也是少林寺佛学修为的一个特点。 嵩山少林寺在建寺1500多年里，被毁十余次，僧人被遣散而流落民间，使少林武术又回馈民间，再加上民间的繁衍或附会，因此就产生了内容庞杂的少林派武功体系，成为中华武术的主要拳种，并号称“天下武功出少林”。少林武功的特点是刚猛暴烈、强打硬击，动作简捷干练，而且有比较完善的功理和理论基础。 除少林寺外，中国大多数佛教寺院都有练功习武的传统，比较有影响的还有南少林寺、峨眉山、五台山等。在武术拳种、拳械套路及招式中，很多都有佛教的色彩，如:罗汉拳、佛家拳、佛汉拳、僧门拳、空门拳，什么童子拜佛、老僧入定，金刚抱琵琶等。 总之，佛家思想和寺院僧众丰富了武术的练习方法和内容，并开创了响誉世界的少林武功，对中国武术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同时，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民族出现危难之时，寺院武僧都能勇赴国难，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悲壮的爱国篇章。 三、武术与道教的关系 道教是中国木土宗教，形成于东汉末年。它以老庄哲学思想为教义基础，并继承了先秦神仙传说与导引养生方术，因而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道教与武术有着极为密切的文化联系。在思想上，中国武术的阴阳辩证观、五行生克观及因敌变化、以静制动、以柔克刚等思想均与道教来自同一渊源——老子哲学思想。中国传统气功多来自于道家内丹学，以吐故纳新，除欲净虚为要旨， 所谓 “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化虚、炼虚合道”之说，就是气功的“积精累气之学”，具有极高的科学和实用价值。道教的导引、胎息、内丹、外丹、符篆、房中、辟谷等养生术与武术相结合，使武术具有独特的强身健体增益健康的作用。无论武术的任何门派或拳种，关于 “行气”和 “运气”，“气达四稍”；“舌顶”、“津液满布”；“沉气”；“清升浊降”；“精养灵根气养神，养精养气见天真，丹田养就护命宝、万两黄金不与人”之类渗透着养生之本思想的方法都有记载和传承。 如同佛教与武术一样，道教教义信仰与武术没有必然的联系，武术不是道教的木质属性的一部分。而道士习武同常人一样，都要遵循武术技法原理，都是人的肢体综合运动，都要符合生理结构特点。 同样，道教文化对中国武术贡献极大。“佛有少林，道有武当”武当山道众开创了中国武术的另一大宗派——“武当武功”。其贡献及影响不亚于少林武功。以武当武术为核心的内家派武术，其特点是以柔克刚、刚柔并济、后发制人 “不以硬而犯力”，刚柔因敌而变。它的功理更具哲理性和辩证法，更加注重内功修为和人与天地的和谐统一。道家武术更注重健身和养生，也可以说是道家的养生术。道家武术以道教哲学及道教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医学、内丹学、养生学的成果，将武术技击和健身术融为一体，讲究经络穴道，以炼好坚实内功为筑基，以气发力，借力打力，擅长以柔克刚，具有刚柔相济，技巧性强、以静制动、避实击虚、灵活圆转等特点。习道教武术者“外能技击抗敌以自保，内能强身健体以养生”，可兼得技击和养生之效。在广大人民群众追求身心健康和高品位生活的现代社会，道家武术因所具有良好的健身效果而备受青睐。 由于武当武功的影响，对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拳的形成和发展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清代以前道教都比较兴盛，到清朝却受了严厉抑制，从而使道逐渐衰落，然而道家武术却一直发展下来，道观中的武术健身活动更加普及。道家武术除武当外，比较有影响的还有青城派、崆峒派、崂山武功等。“少林棍、武当剑”都是中华武术的精华，但有所不同的是武当道士把剑术与道术相结合，创造出更具道家特点，更加深遂的剑文化。尽管当代流传的陈式、杨式、吴式、武式、孙式太极拳，不是直接来自道家武术，而是来自民间，但是不能否认它与道家武术为同一文化源流，即老庄哲学思想。 四、武术与民间宗教的关系 在中国下层社会中，秘密组织教门传习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相互帮助的事古已有之，到了清朝时期更加严重，很多秘密会道门都打着“ 反清复明”的旗号组织武装斗争，所以清王朝进行严厉。清廷在严禁民间教门和秘密结社的同时，对民间武术传习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态度，在这种 “禁教不禁拳”的环境下;民间教门和秘密结社，大都借传习武术末掩蔽其宣传教义、社旨，并以此发展组织和蓄养武装力量。如北方的白莲教，南方的天地会以及义和拳(团)、拜上帝公等。这些组织都利用武术作为凝聚民众的主要手段，同时也促进了武术的传播与发展。他们注意吸收习武者入教，在教内没有拳场武场，在演武的旗号下秘密传教，有些组织结构相当严密。 白莲教以后衍生出了清水教、罗教、八卦教(天理教)、弘阳教、三阳教、罗祖教、混元教等支派。天地会内称 洪门，别称“洪家”、红帮，以后繁衍出青帮、匕首会、双刀会、棒棒会、平头会、江湖串子会等支系。这些组织的骨干都是武林高手，有些甚至为一代武林宗师。很多民间拳师和武术习练者以报国为己任积极投身于反清斗争，促成了拳会与教门的结合，极大地推动了民间武术的传播与发展。 由于拳会与教门混杂，也有些歪门，宣扬迷信，什么“神仙附体、刀枪不入”或神仙下凡传授“神功真法”，故弄玄虚，无限夸大武术技击功能，使武术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这也就使人们把武术误解为 “迷信活动”或 “神动”。武术在冷兵器时代既是军事手段又是大众文化，在人民当中影响很大，各种教门会社利用武术为其服务，即使是宣扬迷信也不能说武术木身具有迷信色彩，而是这个教门具有迷信色彩。 五、武术与关帝崇拜 在中国为历史人物立庙祭祖最多的莫过于孔子和关羽，一个是“文圣人”，一个是 “武圣人”，俗称文庙、武庙。在民间供奉 “关圣帝君”恐要多于孔子。关羽为三国时期蜀汉大将，追随刘备功劳显赫，公元219年被东吴所杀。一部《三国演义》使关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因为在关羽身上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忠义仁勇”，是儒推崇的典范;佛家尊关羽为 “关公”“关帝”，把他列为 “咖蓝神”之一进行供奉;道教尊关羽为 关帝圣君。关羽在世时被封为 汉寿亭候，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追封为 “忠惠公”，宋徽宗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加封为 “义勇武安王”，明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加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帝圣君”。由于儒、释、道的尊崇和历代皇帝的追封加爵，使关羽被神化，进而形成对 “关帝圣君”的全民崇拜。 对关羽的崇拜不能简单理解为封建迷信和神祗尊崇。因为关羽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他生前表现的“忠义、仁勇”精神，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典范，是传统文化的精华，而儒、释、道和历代君王对关羽的尊崇正是对他的精神的肯定和宣扬。所以“关帝文化”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现象。既使在当代，在世界各地，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关帝庙、关公神像，就有关帝崇拜，可见其影响极其深远。 关羽忠义仁勇、武功高强、勇贯三军，正是中华武术人文精神最高境界，所以更加受到武林中人的崇拜，同时关羽使用的“青龙倡月刀”即“关刀”或 “春秋大刀”的形制一直延用到今天，成为中国传统武术主要长器械，习练者大有人在。所以，关羽对中华武术的影响极其深远，并得到古往今来武术界的供奉崇拜。 然而，不能因为武术界对关羽的顶礼膜拜，就把武术看成 “神动”。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 “行业崇拜”，如读书人尊崇孔子，营造业尊崇鲁班，医学界尊崇张仲景，茶叶界尊崇陆羽，梨园界尊敬李隆基一样，武林界对关公的尊崇也应属于行业崇拜，只不过对 “文武圣人”的崇拜已成为全民族的共识。 六、武术与太极图 在武术的典藉中以及武术活动中，经常见到太极图，很多人把它与道教、巫术、算命等宗教及迷信活动联系在一起，据此也把武术看成是宗教或迷信活动。 太极图有人简称 “阴阳鱼”，它的实质是中国传统哲学图解宇宙本源及物质运动变化规律的哲学符号。它主要来自《易经》和老子思想。《周易·系辞上》说:“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断吉凶、吉凶生大业”，主要是讲太极是生成天地万物及其运动变化的总根源、太极乃是阴阳二气合一的实体，此实体具有运动的本性和变化规律，并寓于天地万物之中，万物皆是此阴阳统一体的不同表现形式。人与万物都是阴阳二气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相互作用而构成的，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太极、太极又称为无极。到了宋代，理学家周敦颐把前人的这一重要哲学观点用图形展示出末，这就是《太极图》，使这一哲学思想既能抽象的高度概括、又能用图形来直观的表示出来，不可不说这是中国最成功的哲学符号语言。太极图的圆形是表示宇宙的时间与空间的无限性，圆中象鱼形的黑白两部分表示宇宙万物由阴阳两个方面构成的，阴阳两部分都是一头大一头小，表示物极而反，阴极而阳生，阳极而阴生，互相转换变化的动态关系，阴阳每部分都有一个与对方颜色相同的小圆，表示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太极图概括的哲学思想，正是武术运动的哲学指导思想，武术的拳理阐释、拳架构成、运动规律、技术要求、攻守原则等无不包含太极阴阳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太极拳，直接用传统哲学范畴的概念来命名拳种名称，它的刚柔相济、虚实相生、内外统一、触处成圆、非圆既弧、一开一合、一蓄一发、螺旋缠绕、内劲替换、全身混合为一等，都可以用太极图来图解说明。太极图与 “河图”“洛书”一样，都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符号语言，武术引用太极图指导它的实践，不但说明它不是迷信，反而更加证明它是在理性思维引导下的“哲理运动”，更加证明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结束语:通过以上的辨析，我们的结论是:中华武术是在中国传统哲学指导下发展完善起来的，是中华文化巨系统中的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它不从属于任何宗教，也不具有神学色彩，尽管我国文化中有多神崇拜，宗教与武术有交集，封建迷信活动利用武术等，这些也改变不了“武术做为无神运动的木质属性”。 注：本文作者系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武术协会主席 ，大学本科（哲学专业）学历，退休前为理论宣传干部